抗战时期湖南纸荒问题研究(3)

在抗战期间， 湖南政府为了应对纸荒积极推动兴办新式造纸厂。 前述长沙华丰造纸厂于民国三年（1914）停办，此后再建之事一直被搁置。 九一八事变后，不仅华丰造纸厂再建之事被提上日程，而且人们对于造纸厂的发展也有了初步的规划：“该厂首议，既因新闻纸缺乏而起， 似应以制造新闻纸为中心目的。 ”［2］再建的华丰造纸厂更名为湖南造纸公司，该公司拟定了详尽的年度计划书， 并且制定了发展目标：“华丰开办，预算日出七十令，以供湘用，不无小补。若办有成效，加以扩充，则不特可供湘用，并可出口。 若再加以人力制造，尚可制出其他纸张，出品更能日趋发达。”［1］1018华丰造纸厂再建得到了湖南省政府的支持，省政府不仅在资金方面对其予以支持，而且还在经营方面给予其诸多便利。在政府的支持下，湖南造纸公司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比较大的发展，1934 年9 月5 日出版的湖南《大公报》称赞其“规模已具，发展有日矣”［2］。

为了解决纸荒问题， 一些报界人士也纷纷出资出力。 1932 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发生之后，杜时化预感到将会发生纸荒，遂放弃了政治生涯，专心从事造纸研究。他先在杭州试办造纸厂，后又回到湖南与其兄弟一起筹资建设造纸厂。谭天萍也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创办了洪江造纸厂。

（三）推动土纸改良，努力实现以“土”代“洋”

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纸荒问题， 就必须设法增加现代文化用纸的产量。 杜时化提出，救济纸荒之道，犹如治病，必先穷其根源，视其环境，然后对症下药。杜时化说：“现代文化所用之纸，第一要能双面能印，第二要能上铅石印机，第三要能写钢笔。 具此三要，然后乃能不为外纸所排挤。 ”［1］1092在杜时化看来，当时湖南乃至中国之纸荒为“有纸之荒”，而非“无纸之荒”，湖南最为缺乏的是现代文化用纸，因此，当务之急是改良土纸，以“土”代“洋”。

在抗战期间，湖南省政府发布公告称，手工造纸为我国传统技术，只可惜目前配料不精，配合不得其法，所产之纸不能供印刷钢笔之用，并且传统造纸方法成本高昂而利润较小，很难有较大的发展，因此，当前最为紧要之事就是改良造纸方法。 公告中明确提出了土纸改良之法： 一为分区， 湖南产纸县有40多个，所产之纸张各有特色，应当合理分区，以方便管理；二为示范，山乡造纸多囿于片面，应当引进新式机器、技术、人才，以作示范；三为组织，湘省造纸向无组织，“纸工受制于槽户，槽户受制于纸行，层层压迫剥削，以致毫无进步，日趋于衰落”，应当成立组织以改变这种状况［10］。 土纸改良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资金和技术，虽战时物资匮乏，但湖南省政府仍节省经费对土纸改良工作予以资助， 并派遣技术人员对这项工作进行指导。

当时， 新闻界人士谭天萍、 杜时化等人发表了《怎样解决严重的纸荒》《关于 “纸荒”》《怎样解决纸荒》《宜速救济的湖南纸业》等多篇文章，为解决湖南的纸荒问题献计献策。这些人认为，解决纸荒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改良土纸，扩大生产，并且提出这不仅应当是战时的措施，而且也应当是长久的规划。

（四）倡导节约用纸，减少纸张消耗

“开源”固然重要，但“节流”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小觑。 1937 年，湖南省政府发布公告，要求各市县政府统筹纸张管理。公告提出：“第一项保存现纸，通知各书报业，在可能范围内，加以保存并限制利用。 第二项购储新纸，通知各书报业竭力集资，多购新货存储。 第三项奖励改良土纸及翻造旧纸。 ”［1］1769湖南政府还多次发文要求各单位、团体和个人节约纸张，特别提出应当注意节约杂志和书籍用纸， 并倡导使用国产纸张。

1937 年7 月7 日，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。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通令全省各报社， 对新闻纸的用途进行限制：“（一）长沙市自八月二十二起，各县自令到之日起，各报社原日出对开张纸两张以上者，一律缩编为对开张纸一张半； 原出一张半者， 缩编为一张；原出四开两张者，缩为四开纸一张；原出四开纸一张者，缩编为八开纸一张。 各县仅有民报一种，刊期在三日以上者，不在此限。 （二）各报缩张后，应采经济编法，如减薄插条，不用特号标题，可能时改用新五号字。（三）中外新闻及本省重要消息，仍应尽量容纳。其他不必要新闻及零星小品文字，应酌量减少或全部取销（今为“消”——笔者）。 （四）广告地位尽量缩小。（五）各报收到重要新闻必须刊发号外时，应一律改用土产纸， 其售价以一分为限， 并于刊尾注明。”［11］长沙的一些报社积极响应号召，在《湖南国民日报》上联合发布启事：“本报等奉上峰命令，因纸张来源缺乏，而前方战讯，不可一日无消息供应给后方民众……经共同议决，从本日起，援照京沪汉各报先例，减为一大张。 ”［12］

文章来源：《湖南水利水电》 网址: http://www.hnslsdzz.cn/qikandaodu/2021/0708/656.html